在国际机构做志愿者的一年（2006.7-2007.6）

上一篇 我的大学，我与‘发展’（2002.9-2006.6）讲了我怎么与“农”、与发展结缘。这一篇，分为四部分，讲毕业后，我怎么进入了发展领域，以及在国际机构做一年志愿者的经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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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毕业了，做什么？

上大学那时，是“三农”问题被政府和社会各界空前关注的时候。先有李昌平先生“农民真苦、农村真穷、农业真危险”的呼吁，后有2003年起每年中央一号文件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视，前总理温家宝同志也曾说过，“不懂得农民你就不了解中国，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人民的小康，没有农业、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。”

这样的时代背景，结合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与实践经历，和对农大校训，“解民生之多艰，育天下之英才，团结、朴实、求是、创新”的认同，我向往着毕业后到基层去，在基层了解中国社会，想去做丰富自己人生意义、在索取的同时能够回报社会的事。

当时，我心系贵州，回省考公务员是一条路，因为从政是主流选择，家人很支持，于是，我报了贵州省公务员考试，后来因为申请到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，就没去参加考试。做大学生村官也是一条路，也更符合我的职业期待，那时 “北京大学生村官计划”开展得如火如荼，北京各区县政府自2005年起，招募一定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到所辖村子任职，任期三年，服务期满后提供北京市户口，作为北京鼓励、吸引大学毕业后等服务三农的政策措施。我满心欢喜的报名，通过笔试，可惜面试被刷了，没选上，自此与“从政”失之交臂。

而第三条路，进入NGO，则是计划之外。求职期间，我偶然闯入在北大举办的第一届NGO展示交流论坛。在论坛上，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多国际NGO，如宣明会、救助儿童，行动援助、国际计划、根与芽等。听他们的工作人员分享所在机构的工作，也看到它们所服务地区、服务人群和取得成果的海报照片，很受震撼，被不同机构宣扬的愿景、理念深深吸引：与最边缘的人群站在一起消除贫困；尊重服务群体，让人人享有尊严的生活；爱护环境与地球同呼吸共命运等等。

我也第一次知道了《如何改变世界》这本书，听到里面提及的一些人物故事。所以回到学校，我找到这本书，一口气读完，阿育王及书中每一位社会创变者的经历让我热血沸腾，我渴望成为其中一员。

恰在此时，学院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招募信息，是一家国际机构的第一期青年发展项目招募，要招募10位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开展一年的学习、实践。看完，我激动万分，似乎听到内心的召唤：“去NGO，（当时业内还没有社会组织／公益机构这类叫法，NGO更普遍）去基层，到农村，到群众中去了解真实的农村、真实的中国。” 

二、加入国际机构，回到贵州

“再没有什么，比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出发点更有意义了......”



投递简历、参加面试、被录取，整个过程用时不到一月。2006年7月，毕业，带着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和想要了解真实农村、真实社会的期待，我成为了发展机构青年项目的一员。

机构和项目背景介绍

7月中旬，我与10余个同为青年项目的伙伴，参加了机构举办的发展工作理念和方法的培训，地点在河北定州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（如今这所建在农村的学院已经没有了）。培训长达10天，教育家钱理群、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、清华教授李楯、中国农大发展学院教授简小鹰是当时的主讲老师，此外，机构内各主题协调员也轮番上阵，比如时任妇女主题协调员的冯媛，项目统筹谭经正（已故）等。他们带我们了解中国发展形势，分析社会尤其是贫困问题、反思现代化的发展模式，练习参与式农村工作方法，走进社会性别，了解机构的全球战略、项目管理、以及与政府伙伴合作和打交道的经验。

培训让我重温了一遍专业知识，对社会和具体实践的思考和体验，也更丰富了些。我每天像打了鸡血一般，在观点碰撞中吸收新知，感受共同创造的快乐，被授课老师的农村工作经历和推动社会改变的情怀所鼓舞。比如，钱老师分享了自己年轻时的下乡经历，寄语我们“潜沉十年”，要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扎下根、沉下去。谭经正老师说，“这个培训是本土发展领域人才培养的 ‘黄埔一期’，你们可能会成为未来发展领域的中流砥柱。” 这些话，激发了我成为青年发展项目一员的内心自豪感，也让我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，希望自己有一天真的能成为领域内的中流砥柱。

培训最后一天，机构HR给我们做了机构志愿者管理和人事政策的相关培训，我们签署志愿服务协议：承诺在机构的项目点服务一年，每月有1000元的生活补助。十天的相处，也让我们这个小共同体因这段共有的经历而有了温度和情感连接。道别，即将分赴“前线”——那些分布在全国不同省份的10余个机构项目办公室。我们依依不舍。

我如愿选择回到家乡，机构在贵州雷山县设立的项目办公室。从北京坐火车到凯里再搭乘汽车到雷山，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盘旋着，伴着青山绿水，想着即将到达的这个与我家相距不到300公里却完全未知的另一座县城，想到要在这里开启人生的新篇章，心情舒畅极了。

来到县里的办公室，这里工作人员，加我一共三人。简单安顿了住宿，我便加入了同事们第二天下乡工作的准备会议，给我的任务，是在A4白纸上抄钱币的号码，就是把从银行取出来的要给村里项目拨款的100元钞票编号记录，写完后装进大信封。

‘为什么钱不直接打到银行卡里而要给现金，还要抄号码呢？这样的做法，又笨又低效，简直闻所未闻。 ’

我当时是这么想的。直到去了村里，有了第一次入村工作体验。

三、8月1日，初次进村

第一次去村里工作，是2006年8月1日，我们的任务是给村里拨付修路项目首款，也对正在实施的其它项目做进度监测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因为当天是建军节，而且太阳特别的毒，我们在太阳低下走了很久很久的路。从上午9点开始下车走路（当时进村路还没有修通，只能步行），一路走走停停，在不同的村寨中穿行，走到傍晚，乌云密布、狂风骤起，下起雨来，只得在途经的村里留宿一晚。不记得那天具体走了多少路，爬了多少坡，但往常在学校每晚固定跑五公里的我，是爬到半山腰悄悄吐了继续走的。

座落在半山腰上的村子

在村里吃完晚饭，已经10点多，我们被安排在村小学休息，因为学校假期里没水，我便没有洗漱。一个人躺在四楼储物室临时支起来的木板床上，摸着脸，发现脸上有许多小颗粒，抹下来放在嘴里舔了舔，好咸，原来人体真的可以自己产盐呀，我好像发现了新大陆，心里盘算着，也许下次抹下来的盐粒，可以留下来炒菜用。

第二天回到办公室，我大腿僵硬，动一下酸得不行，去卫生间洗漱，看到镜中的自己，惊叫一声，看到镜中那个晒黑的自己，都不敢认。晚上，躺在自己的小床上，内心禁不住的涌起感慨。虽然来之前就知道我们工作的村子很偏远、很贫困，却仍然被亲身经历的现场所震撼，触动我思考。

一是，为生活在这里的村民鸣不平。在一个包容的社会，人人应该享有同样的发展机会。这里村民很热情，民风很淳朴，人与人的交往建基于熟人关系中，人际关系相对简单。但是生存环境恶劣，发展机会和资源的分配不均，让他们难以接触和获取信息、资源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，比如获得干净安全的饮水，能够便捷的往返于村里和乡镇，可以多养几头猪等等，更说不上享受好的医疗和教育了。而居住在城里、享有较为完善公共服务的居民却永远不需要为此考虑，这不公平！

而更不公平的是，为什么政府的整村推进、一事一议、新农村建设的资源，不能往这些更偏远、更需要的地方恰当投放？是因为他们住得离路边、离城市太远，不方便领导视察资源投入的成果吗，还是因为他们没有“关系”要到资源？进入社区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以前在学校、在新闻和书里，经常提到的扶贫的假象：只不过是资源集中打造某地后宣传的结果，而越需要支持、越穷的地方，却被排除在发展之外。在一个包容的社会，人人应该享有同样的发展机会，边远贫困的社区，应该被更多地关注！

二是，给钱抄号码的方法，不笨，也不低效。是真正换位思考，从村民处境出发，推动项目信息公开的用心设计。这里很多村子离城镇很远而且路况不好、没有公共交通可达（除非包车），村民去镇上几乎只能靠脚走，且往返一次要半天，村里又没有存取款设备，所以发放项目款，选择现金而不是银行卡，主要是为了降低村民在外出存取钱上的投入，而取出的钱币号码抄下来，则是为了规避遇到假钞或假钞被混淆到项目款中的风险，一旦出现问题（尽管遇到假钞的概率极低），村民就有据可循，可以按着号码来退换。另外，在拨款时让村民当众核对号码，也利于项目的信息公开和财务透明，让更多村民可以知晓，逐渐参与进来。

好在我们支持的单个项目金额一般不超过3万，根据项目进度分2-3次拨付，一次抄几万还不太费劲。要遇到同时拨付几个项目一次写十几万，也是够腻味的。算起来，这些年，我抄过的100元、50元大钞，估计有上百万。

当然，十年过去，随着社会发展和政府扶贫力度的加强，农村已经基本实现村村通路、通网、通水，很多村民都会上网淘宝，会用支付宝和网银转账，抄号码的做法早已过时。但是在当下越来越被政治、资本影响而渐失独立性的公益环境，我会经常怀念抄号码的那个时侯。这提醒我去思考，在工作中把人、把服务对象放在什么位置，如何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，在细节中体现人文关怀。而以这样逻辑行事的人和机构，在公益项目要追求投入产出比，追求模式复制和规模这些要求的影响下，愈加被边缘。

我们当然可以向商业学习，我无意排斥商业思维，接受多元价值本身也是发展工作所提倡的，但不能全盘接受、盲目崇拜。毕竟，以服务人为本、利他导向的工作，和以任务优先、经济利益导向的工作，背后的哲学信念有本质不同，得一分为二，可以取其精华，但不要迷失自己的价值和方向。

四、在做中学，在做中悟

尽管我学的专业是农村发展，课程实践的时侯，也去过农村。但当我来到这里，面对这里的一切：生活习性、话语方言和他们的生活处境与困难时，才意识到，我的无知，和对自己能为当地做些什么这种无畏的盲目乐观。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，只能从学习开始，谦虚地“弯”下身来，向村民学习，向同事请教。

下村标配：双肩包、运动鞋和雨伞

同事带着我，“在做中学、在学中做”，我们每个月少则10天，多则20天以上泡在村子里。学习怎么跟村民打交道、了解村民的知识；学习怎么做项目，从项目开发设计、到监测、评估、总结，以及怎么协调和动员政府及各个利益相关方的资源参与其中；而机构谦卑、尊重、诚信，和边缘的贫困的人群站在一起，相信和激发社区潜能的理念和行动，也慢慢融入我的思维和价值观，成为我未来行动的指引。

“在做中学，在做中悟”，是机构培养新人的特点，也符合机构以人为本，把目标定在人的发展而非项目本身的理念。让初入职场时的我，就遇到一个好的成长环境，从中学习和实践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发展工作者——一个观察者、思考者、提问者和行动者，一个学习放下姿态、感同身受、换位思考，让每一次行动都往前多想一点，再多想一些的人。

比如，我们有一个工作的习惯：在村子里面，能用脚走到的地方尽量不坐车。这样做，一方面，会拉近我们与村民的距离，让村民降低把我们当作“高高在上的金主”印象；另一方面，我们通过每一次行走、每一次爬山，感同身受村民的日常，理解为什么“一条好路”对他们这么重要。为修一条路，整个村子的人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都动了起来，即使要走十几里山路，花2、3个小时去村对面的山口抬一趟水泥，要一趟一趟重复搬运，才能一寸一寸地修成。

这样的集体行动，很好地展示了村民作为社区发展主体的价值，让我更加肯定深入社区的意义：去发现撬动集体行动发生的契机和公共需求，识别和动员社区发展的关键力量。

这一年，也给我的人生留下了许多的第一次。第一次从半山腰滚下来，差点骨折；第一次与村民在一起劳动，在山里砍柴拾板栗；第一次看到自己推动的项目竣工；第一次过苗族的节日，穿苗族的服饰；第一次靠肢体语言，跟语言不通的村民“手舞足蹈”的交流；第一次上露天厕所，男的一个山头、女的一个山头，而且拉粑粑时，得备跟棍子，与寻“香”而来的猪和狗博弈…

这一年，也有困惑和无奈的时侯。在面对村民遭遇的贫困和不公时会感到无能为力，我想过一年志愿服务结束后换个职业，但终究收获和成长更多一些。

我无法中断与当地正在发生着的连接。

当亲历过真实的困苦，那些不舍得点电灯，还用火把的引路的村子，以及只能就着白米饭和咸菜艰难吃下的村民家的晚餐时，我难以别过头去。

当看到村民被激发的集体行动，如在修路时他们为改变社区状况，要与不公抗争的勇气和力量的展现，以及自己明明只做了一点点，却受到村民们那样真诚的回报，比如到村里做健康培训，结束后，一大群村民唱着歌把我们送出来，直到我们看不到她们还能听见歌声在山谷飘荡时，我想要继续陪伴，见证更多的改变。

还有这一年遇到的这么多单纯有理想的伙伴、同事们，大家不论职位高低、年龄大小，可以就事论事，即使争得热火朝天，吵完以后还能一起唱歌喝酒…让我不舍得离去，想要和大家一起推动改变的发生。

于是，一年志愿服务结束，我以机构正式员工的身份入职，并在之后的6年里，继续在做中学，在学中悟，提升作为发展工作者的职业素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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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式入职后的六年（2007.7-2013.4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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